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，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吴敬中在处理余则成的问题时，显得有些左右为难。当戴笠前往天津进行视察时，吴敬中甚至低声下气，恳求余则成能够给他一个温和的回应，生怕戴笠因为一时的怒气而将他的乌纱帽连同那颗脑袋一并摘掉。吴敬中之所以对余则成如此忌惮，背后并非没有原因。查阅历史资料，我们会发现类似的事件：如果在临澧特训班，吴敬中和余则成只能活一个，那时的戴笠必定毫不犹豫地选择枪毙吴敬中。

  吴敬中作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，这一点我们已经在《半壶老酒》一书中多次提到过，这里不再赘述。他的身份更为复杂，作为一位“叛徒”，他转投对立阵营，这使得他总是带着一种被怀疑的色彩。沈醉在回忆录《军统培训特务的内幕——从军统培训班看特务的滋生》中提到，戴笠选派到特训班的一些大特务中，包括谢力公、王崇五和吴敬中等，这些人曾是留学苏联的叛徒。这段文字传达了两个重要信息：首先，吴敬中在军统特训班的角色并非普通的教官，而是一个重要的负责人；其次，吴敬中的身份极其敏感，他本身就是一个潜伏者，像他这样的角色，显然不可能获得戴笠的百分之百信任。

  军统天津站的工作总是一片混乱，失败接连不断，甚至连戴笠最为看重的潜伏特务“佛龛”李涯也因此栽了跟头。如果没有马奎、陆桥山、盛乡等人顶上，戴笠和毛人凤早就对吴敬中采取了行动。李涯的身份暴露，袁佩林等叛徒被斩首，冈村宁次的消息泄露，钱思明教授失踪，天津站的运作几乎陷入了全面的瘫痪。吴敬中形容这段时间时说：“本想露脸，结果把露出来了。”这一系列混乱使得吴敬中不得不谨慎行事。

  在军统，做事的原则是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也不放过一个”。尽管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余则成是潜伏者，吴敬中依旧充满了怀疑。毕竟，吴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，曾在中苏情报所任职，背景上就有诸多可疑之处。戴笠和毛人凤若不深加怀疑，才显得不合常理，毕竟吴敬中本就是从对立阵营“转投”过来的“叛徒”。

  这一段历史，成为了吴敬中讲话时底气不足的根源，因此在天津站的工作中，他始终秉持“求无过，不求有功”的原则。即便他心中并不清楚“峨眉峰”的真实身份，但他绝不能容忍他的学生余则成卷入其中，因为一旦余则成被抓，自己作为教官也必然难逃干系。

  戴笠对于“学生”的偏爱，令他的上司凯申同样心生忌惮。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，戴笠对学生的信任几乎到了极致，军统各处的内勤单位、外勤区、站、组等处，几乎都能看到特训班学生的身影。甚至这些刚刚走出特训班的小特务们，往往态度傲慢，对老特务不屑一顾，凡事总是要以“戴主任”的身份出现在他人面前，而普通特务则只能称戴笠为“戴先生”。

  戴笠办过四十多个特训班，每一班都是他亲自担任主任。对于这些学生的宠信，也正是戴笠对自己“身份象征”的执着。他的特训班学员，包括吴敬中在内，都无法在戴笠面前称呼他为“主任”，这种待遇只有刚入军统的特训班学员才能享受，正如黄埔生称凯申为“校长”一般，都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。

  戴笠曾亲口对沈醉说过，“只要有这三件宝物，什么事都能办成。”这三件宝物中，第一位就是“学生”，第二是手枪，第三则是汽车。为了学生，戴笠甚至不惜下令枪毙自己的教官。比如在1941年重庆十八梯防空洞事件中，尽管几百人因窒息而死，戴笠对此毫不关心，直到得知自己的特训班学员中也有几人不幸丧命，他才愤怒至极，下令将副班主任刘璠扣押，并准备对他处以死刑。刘璠是黄埔一期生，地位远比戴笠要高，但由于戴笠的宠学生至上，刘璠最终还是命悬一线，幸得胡宗南出面求情才得以保命。

  戴笠的护短，甚至到了连教官也无法容忍的地步。为了避免教官“抢走学生”，他对这些教官们几乎是百般打压。余乐醒和谢力公两位曾与吴敬中经历过阵营转换的高级教官，就几乎因与戴笠的冲突而遭遇死亡。余乐醒被关押了一年多，最终还是沈醉出面求情，戴笠才决定放他一马。

  在戴笠眼中，叛徒不可重用，这一原则贯穿了他整个军统生涯。他一直警惕这些可能再度背叛的“旧部”，即便他们在军统中担任重要职务，也不敢让他们知晓过于敏感的情报。沈醉在回忆录中提到，“戴笠始终本着‘叛徒不可重用’的原则，对他们进行严格限制。”

  对于吴敬中来说，他的“叛徒”身份使得他无法与自己的学生余则成完全对立，特别是当他不得不怀疑余则成是否也是戴笠派来的监视自己的人时，这种内心的矛盾更是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。在电视剧《潜伏》中，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戴笠对余则成的关注，虽然他只召见了余则成，却把马奎和陆桥山“排除在外”。这些无缘和戴笠接触的特务，显然在戴笠眼中并不具备“学生”身份。

  从上述的历史资料和剧中的表现来看，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：即使吴敬中手中掌握了余则成是否为“峨眉峰”的确凿证据，他也不敢轻举妄动，毕竟，余则成不仅是戴笠亲自派来的特务，背后承担的任务至关重要，而他自身的“叛徒”身份，使他不得不时刻警惕周围的一切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加多